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有四位功德林将军级战犯用了化名，他们就是刘安国、蔡守元、叶立三、陈瑞章，我们可以肯定陈瑞章的历史原型绝不是蒋系第七兵团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陈士章确实很想媳妇，但他媳妇绝对没有到功德林看他，而且综合分析可知，陈士章在战犯管理所的表现绝不优秀，所以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

特赦后的陈士章去了美国，还曾用密码明信片跟沈醉联络过，这件事沈醉写进了：“陈士章，国军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是淮海战役中漏网的大鱼，福建解放时，才被活捉的。1983年元旦，我接到美国、加拿大亲友们寄来的贺年片中，收到几张空白贺年片，有几个信封上也没有寄信地点和人名，有两张却写了寄信人，可没有地点。其中一张只写了：S.Z.CHEN。”

陈士章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出身，所以他在空白明信片中藏有秘写文字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间谍原本就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沈醉在回忆录中也不可能完全实话实说。

陈士章不是陈瑞章的历史原型，韩浚是不是叶立三的历史原型也不好说，因为韩浚的经历可比叶立三复杂多了——如果他不离开红军，1955年会授予怎样的军衔，笔者连想都不敢想。

最容易辨认的就是蔡守元——蒋军中经常拿着罗盘的兵团司令，仅张淦一人而已。张淦是蔡守元的历史原型没有争议，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是不是文强，我们还得看看《文强口述自传》中记载的履历：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1928—1931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

文强负气离开四川，到上海寻找上级不遇，几经辗转被戴笠招揽先后担任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

作为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文强在戴笠死后脱离军统来到湖南程潜处担任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又被杜聿明邀请去徐州，当了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然后就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了。

文强的履历很复杂，在《特赦1959》中只能用化名“刘安国”，要是不看《文强口述自传》，还真不知道他居然还参加了反映战犯学习改造生活的电影《决战之后》的拍摄，那部电影的总顾问就是王英光的历史原型姚伦：“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当年负责战犯管理工作，后来有负责特赦名单拟定的，既有姚伦也有徐冰，徐冰也是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的，沈醉在回忆录中说，徐冰跟吴景中，也就是电视剧《潜伏》中的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是同学，吴景中还曾向戴笠出卖过徐冰。

姚伦的名字是在《决战之后》电影演职人员表第一位的，笔者没找到文强的名字也可以理解，因为文强要是也挂顾问头衔，姚伦就应该是总顾问了。

有人说如果文强真参与了《决战之后》的拍摄并担任不挂名的顾问，那么就不应该让葛优演自己，但我们不要忘了，文强当时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并不是电影编导，选角一事他不会过问，而且葛优并不是跟文强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文强是功德林有名的“瘦将”，葛优也不胖，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有点太强壮了。

时位之移人也，近年来要想从影视圈找葛优那样清瘦的人不容易，但找王耀武那样的壮汉却不难，所以在《决战之后》和《特赦1959》中，王耀武都很强壮，我们细看这两部影视和另外两本书，就会发现文强确实是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因为在这“两部”和“两本”中，刘安国和文强都做了同一件事，那就是“说晕王耀武”。

在《特赦1959》中，刘安国是这样对王耀武说的：“你在济南被俘之后，解放军让你喊话，鼓动淮海战场上的国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在电台里听了好几遍呢。那个时候，我刚巧在南京国防部办事呢，这满南京城都是你王佐公‘洪亮’的声音。你的喊话被电台反复播放，一天起码好几十次，整整播了好几十天呢，国防部上上下下都在聊你这个事，蒋经国把这个事儿跟老蒋说了，老蒋说：‘去，把那个收音机给我打开，我也要听一听！’”

接下来刘安国陈述的中老蒋的形象出现了，他连骂三声“软骨头”，并通知“国防部”取消了王耀武以往的一切荣誉。

在《决战之后》中，王耀武操着山东口音问以真名出现的文强：“你跟‘国防部’的人很接近，对吧？我有个事儿想问问：我被俘以后，曾经在华东广播电台讲过话……”

文强打断王耀武：“我在战壕里听到了。”

王耀武凑近文强：“不知道南京方面有什么反应？”

文强的表情有些古怪：“实不相瞒，蒋介石听到广播，当场就把收音机砸了！”

我们看文强的《口述自传》，可知姚伦和文强都参加了《决战之后》的拍摄，再看邱行湘外甥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就会发现这样一段描述：“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的时候，文强被俘后第一次与王耀武见面，王耀武正在井边打水。眼见别无旁人，王耀武问文强：‘你与国防部的人很接近，我被俘后，共产党叫我在电台上讲了几句，不知南京方面有没有什么反应？’文强说：‘有反应。蒋介石听见你的广播，当场把收音机砸了，骂你是软骨头！’王耀武一听这话，顿时呆若木鸡，面如土色，已经提到手的水桶‘叭’的一声落到井底。”

因为电影和电视剧需要场景集中，所以都把文强和王耀武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的那番对话都搬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当时沈醉还没有在云南被俘，被俘后也没有先送到功德林，所以没有听到那番对话，自然也就不能写进《战犯改造所见闻》。

文强倒是写了他与王耀武在山东见面的情景：“在山东潍坊，我们住在一个大村庄的地主家里。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他原来是山东省主席，黄埔第三期的。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也来了。’后来又出来七八个人，都是中将以上的。”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特赦1959》和《决战之后》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以真实姓名出现，即使有几位用了化名，我们也能根据相关书籍找到其历史原型。

把电影、电视剧和《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文强口述自传》结合起来看，我们就可以认定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就是文强，只不过文强做的某些事情，影视剧都不能完全展现而已，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一定还知道文强更多的亲友、同乡和师承关系吧？文强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肯定不是因为学习改造态度不好（这一点有文强的《新生之路》一书可以为证，连功德林的很多管理规定，文强都参与了制定，而且还担任过《新生园地》专栏编辑），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刘安国和蔡守元都能找到历史原型，叶立三和陈士章的历史原型可能是谁？